2008年我办理的一起婚约财产纠纷案，王某与邻村一女青年孙某登记结婚，婚前王某按当地习俗给付孙某家彩礼26000元。婚后不到两个月，孙某便起诉与王某离婚，王某提出让孙某返还26000元彩礼款。我以王某的要求没有法律依据为由，没有支持王某的请求。王某不服，提起上诉，二审维持原判。王某认为自己花很多钱结婚，最终弄得人财两空，心里不平衡开始上访。当地村民也议论纷纷，认为法院判决不公，孙某没有良心，要了王某家的彩礼又不跟王某过，都为王某鸣不平。从这个案件可见，王某输了官司却赢了“支持”，孙某赢了官司却输了“名声”。王某和当地村民认为法院判决错误，原因就在于在他们的伦理观念中，结婚不到两个月女方要求离婚，彩礼就应该返还，这是最起码的“人情正义”。现在我们试想一下，如果我当时不是只把事实输入法律这部机器再输出判决完事，而是以法律为基础，多考虑村情民俗和社会效果，灵活调解，让女方在道德良心的谴责中，自愿返还男方一部分彩礼,当事人就不会上访，司法公信力也不会丧失，肯定会收到不一样的社会效果。

    还有2006年我办理的一起健康权纠纷案，张某受雇于刘某干建筑活，工作时不慎摔伤，遂起诉刘某要求赔偿。由于张某法律意识淡薄、法律知识匮乏，在规定的举证期限内没有举出充分、有效地证据而败诉。张某不服，开始上访。当地村民议论纷纷，认为调查取证是法官的职责，就因为张某没有在举证期限内举出证据就判输，肯定法官是故意让孙某输的。而此案我是严格适用证据规则来裁判的。我们同样可以换个角度考虑，如果我当时能多为弱势群体利益考虑，在不违背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指导张某完成举证，让弱者赢得本来就该赢的官司，效果就会大不一样。

    在基层，诸如此类的涉诉信访案件占有一定的比例。如果我们能克服孤立办案、机械办案、就案办案，注重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，也许就会有效的扼制涉诉信访案件的发生，司法为民就不会是一句空话。

    在解决纠纷时，法官更多地是从法律对此是如何规定的角度出发，当事人更多地是从内心的情理感受、朴素的公平正义的角度出发，由于出发点的不同，会出现不同的处理结果。这两种结果很难说哪一种更趋向真理，更趋向公正。实践中，对于占基层法庭案件数量较大比重的婚姻家庭案件，基层法庭的法官们更要多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，在法律规定和乡土民情之间寻找平衡点和结合点，灵活办案，巧办案，从而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