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王老太死了！”法官助理去仁孝村勘查一起排除妨碍纠纷的现场，给我带回来这样一个不幸的消息。

    “王老太死了？！什么时候的事？”我吃惊地问道。

    “一年前吧。”法官助理把打印出来的现场勘验照片放在我办公桌上后，转身走了出去。“一年了、都一年了……”我眼前出现两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的身影。

    王老太和马老汉是一起赡养纠纷案件的原告，也是五年前我调入法庭工作第一天接待的两位当事人。

    老两口的年龄加在一起，都快160岁了——王老太76岁，马老汉79岁。他们一生辛辛苦苦拉扯大了四个子女，却在暮年因为赡养问题，不得不走进法庭。

    当时，老两口的情绪都非常激动，他们说这些年跑了好几家单位，都没能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，就是来法庭告状，也已经三四年了。“再不给解决，我们就住到法庭了！”马老汉用手中的拐杖重重地敲了一下地面，生气地说。

    我倒了两杯水送到他们面前，微笑着说：“老人家别着急，慢慢说。我一定会给你们做主的，请相信我！”

    王老太扯了一把马老汉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老头子一提起家事就发火，闺女你别见怪。我们也知道清官难断家务事，就是我们家老大太不是人了，得用法律治治他。”

    原来，老两口虽然在诉状“被告”一项中罗列了四个子女的名字，其实他们真正状告的，是自己的长子马乾。他们最为疼爱、也是付出心血最多的这个儿子，却在成家之后，对父母最不孝顺，还经常和妻子一起上门闹事，甚至辱骂自己爹娘。

    王老太声泪俱下：“在马乾之前，我们生过三个孩子，都没到满月就死了。生马乾那年，我32岁，老头子都37啦。为了养活他，我按照迷信说法，生下他就亲口咬下了他的一个小脚趾，这样他就跑不成了。好不容易养活了，谁知道养了个白眼狼！早知道他这样没良心，还不如没有他的好！”

    “他在村里多次扬言对我们生不养死不葬，我们是老了，对他打不得骂不得，我不相信法律治不了他！”马老汉恨恨地撴了撴手中的拐杖。

    看来，这个家庭父母子女之间积怨颇深，不是轻易能够化解的。

    “法律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，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，没有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父母，有要求子女赡养扶助的权利。老人家别着急，这场官司，我问定了。”我一边安慰着两位老人，一边给他们说着有关法律规定。

    “我不清楚你说的啥义务权利，我就知道，我养大了马乾，他得给我奶水钱。”王老太的话还没有落音，马老汉又急切地表达着自己的诉求：“我供应他上学，让他学医，帮他开了卫生室。他现在一月挣好几千块钱，得有我的份吧？”

    好不容易打发走两位老人，我马上打通了马乾的电话。“告我？告呗！我等你们法庭的传票。” 明白我的意思之后，马乾简捷地表达完自己的意思，很不礼貌地挂了电话。

    一边追着赶着要奶水钱，一边傲慢地等着法庭的传票，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庭呢？带着这样的疑问，我走访了镇政府和村委会。

    提及马家两代人之间的矛盾，在场者说出了几桩事情。张三讲：“老大媳妇上门骂公婆，大儿子在后面撑腰喊打呢！”李四言：“老大夫妻还去公安局告自己老子，说他治病治死了人，犯下杀人罪，该抵命！”王五说：“这事不能怨一个。老两口也有不对的地方，到处吆喝大儿子不孝顺，要奶水钱，都影响孙子说媒了。”

    从村民们的谈话中得知，马乾和父母的矛盾，起源于婚后的分家。马老汉作为新中国第一代赤脚医生，在当地拥有很高的知名度，不仅医术高明，感冒发烧之类的小病小恙在他那里基本是药到病除，而且收费低，还可以记账，有钱没钱都可以看病。一般是年底结算一次，没钱了年底不去算账，马老汉也绝对不会上门讨要。去他卫生室看病的患者，比乡镇卫生院还多。马老汉的两个儿子——长子马乾和次子马坤——在父亲言传身教下，也都走上了学医的道路。马乾结婚后，马老汉把自己的卫生室一分为二，马乾子承父业，也当起了乡村医生。

    俗话说，同行是冤家。这句话在父子之间，同样适用。马乾的媳妇看到患者大都涌进了马老汉的卫生室，自己这边门可罗雀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特别是年底算账的时候，去掉药品本钱，他们的卫生室没有几个盈利，而马老汉的卫生室，天天都有人说着感激的话，上门送钱。就让马乾媳妇很不舒服，她向马乾吹起了枕边风，说落婆婆的不是，责怪公公不顾父子情面，笼络人心，故意打压自己儿子的从医之路。开始马乾是不以为然的，但类似的话听得太多了，他对父母也渐渐滋生不满，并由不满、发展到忌恨、甚至仇视起来。大年三十那天，他酒后醉醺醺地去找父母算账，说分家时只分给了自己药品和柜台，没有分给自己外欠账，要求父母把年头岁尾收账的权利送给自己。

    马老汉出于无奈，把一年的账本拿了出来，不情愿地给了儿子，同时千叮咛万嘱咐：“乡里乡亲的，大家都不容易，谁有头发也不会装秃子，你可不能上门当债主啊！”马乾“哼”了一声离开，根本没把老父亲的话听进耳朵里，抄起账本挨家挨户讨起债来。王老太看到老大坏了自家规矩，十分生气，就去劝阻。儿媳妇跟在后面烧底火：“你们倒是吃香的喝辣的，谁顾我们一家三口的死活！都没钱给孩子买奶粉了，还不让要账。是外人和你亲还是自家儿子和你亲？”

    你一言我一语的，马乾和母亲抬起杠来。马老汉听说后，骂着“不孝之子”，也要打马乾。在邻居们的劝阻下，这场讨账风波终于平息下来，但马乾夫妻和老两口之间，筑起了一道壁垒，而且这道壁垒在一点点增高，一点点加厚。

    在马老汉的二儿子马坤结婚后，马家父子的矛盾，发展到了白炽化。马坤也像父亲和哥哥一样，穿上了白大褂。所不同的是，他没有另起灶台，因为父亲年龄大了，已经无力独自行医，他在父亲指导下，承担起卫生室的大部分工作。这让马乾愈加深信，父母对弟弟偏爱得多，不仅把所有的家业给了马坤，还把自己的医术，毫不保留地传给了小儿子。他与父母和弟弟之间，不仅是不相往来、见面红眼，而且开始搞起互相拆台的暗箱操作来。

    一天，马老汉被公安局调查，说接到控告他在给人治病时出了人命。马老汉很震惊，前几天确实有一个病人，因为突发心脏病，家属来不及送医院，到卫生所请他上门急救。但还是因为发现较晚抢救不及时，最终医治无效。“对于这样的结果，死者家属心里有数，那种情况下就是华佗在世，也难以妙手回春。死者家属一句责怪的话也没有说，死者也入土为安了，是哪个绝户头想要害我，检举揭发我把人给治死了呢？”马老汉前思后想，绞尽脑汁，怎么也猜不出这个站在暗处把他往绝路上推的人是谁。

    公安局经过调查走访，最终还了马老汉的清白。这事很快就过去了，但在马老汉心里，却烙下了一块阴影。他在冥冥之中，固执地认为长子马乾和这件事脱不了干系。马老汉和王老太私下议论了好几次，王老太不相信自家老大会做出这样的事，说马老汉老糊涂了，不要再胡思乱想。马老汉和二儿子马坤说，马坤也不相信哥哥会去公安局栽赃陷害自己的老父亲。

    但“纸里包不住火”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马老汉得知那个想要把自己推进火坑的人，竟然真是自己一手养大的长子马乾。老两口愤怒极了，也伤心极了，他们互相搀扶着一路骂到马乾家里，还用拐杖敲碎了马乾才买来的两箱生理盐水。

    老两口叫骂着过来，又叫骂着离开。马乾夫妻收拾着满地狼藉，也立下了“从此父子母子恩断义绝，生不养死不葬”的誓言。他们觉得，如果没有二弟马坤和两个妹妹的背后支持，老两口不会这么决绝。既然一样的孩子不一样对待，你们眼里没我这个儿子，我眼里从此再也没有这对父母，以后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！

    积怨在马家父子间越结越深，媳妇和婆婆见面，你打狗，我撵鸡，指桑骂槐，吐口水踢瓦片，摩擦不断。父亲和儿子也在暗中较量，你今天去卫生局举报我行医执照作假，我明天去工商局告发你工商营业执照误审，你说我进了假药，我说你庸医害人……走进马家卫生室的患者，与其说是治病，不如说是打听事。有好事者似乎嫌他们折腾得不够，借看病之机在父子间添油加醋地传话。在事主的努力和各方参与下，一场又一场好戏不断上演，马家人的矛盾，成了三乡五里茶余饭后的谈资。最后闹到公堂之上，也自在情理之中了。

    这不是一起一般意义上的赡养纠纷案件。

    大部分赡养纠纷，是因为父母年迈体衰、失去劳动能力之后，为了生计，不得不向儿女索要赡养费。而且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很少有儿女不对父母尽赡养义务的，近年来赡养案件逐年降低。在王老太、马老汉的诉讼请求一项中，从字面上看，是要求子女承担赡养费，但在两位老人的内心深处，是想以这种极端的方式，渴望解开与长子马乾的疙瘩，唤回久违的亲情。真的不在乎的话，他们连痛骂不肖子的心情，也不会有了，此所谓爱之愈深，恨之愈切。

    “你不知道，我这个大儿子小时候多听话。从来不和我们犟嘴，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。他长得秀气，像个女孩子，性格也像女孩儿，很腼腆，温温柔柔的，不急不躁，你吵他，他也是笑眯眯的……”王老太再次来到法庭，向我讲起马乾的成长过程，她陷入甜蜜的回忆中，脸上写满了慈爱。

    “多听话的孩子啊！也知道孝敬父母，在安阳读医专时，每次回来，都会给我们带来礼物。从不舍得乱花钱，对弟弟妹妹却很大方，好吃的好玩的，都是尽着小的。可是一娶媳妇，他就变了个人……”提到大儿媳妇，王老太就气不打一处出，“他媳妇是个搅家星，过门就挑拨矛盾，把我一个好好的儿子给教唆坏了。”王老太气哼哼的，埋怨马老汉给儿子说了这么一个门不当户不对的亲事：“她娘家人都不是善茬，一家子因为几间当街门面房，打了十几场官司，牢也坐了，婚也离了，又把战火烧到俺家！”

    王老太对儿子的埋怨，也是好多家庭引发矛盾的导火索。为人父母的，责怪儿子“小喜鹊，尾巴长，娶了媳妇忘了娘”；做妻子的，会埋怨丈夫是个“妈宝男”，没有主见，长不大，不和自己一心过日子。一个男人夹在两面墙壁之间，说不得吵不得，怪不得怨不得，往哪面靠，哪面都不是靠山。久而久之，要么因为自己态度不明朗，问题越积越多，两头受气，里外不是人；要么顺从了父母让妻子失望，听信了妻子惹父母伤心。这样的道理人人都明白，但深陷其中，人人又都看不透想不通做不好，所以一代代的男人们，夹在其中，把自己过成了风箱中的老鼠，真正能够妥善应对的，少而又少。不消说，马乾是其中最不会处理这层复杂关系的一个，所以他糊糊涂涂地当好了丈夫，却忘记了自己的来处，伤害了父母。

    我耐心地听着王老太和马老汉的讲述，看着他们的情绪随着讲述的内容，而不时有巨大波动，一会儿哭，一会儿笑，一会儿幸福地回忆，一会儿愤怒地责骂。等他们不再说话了，我微笑着问：“你们希望自己儿子过上好日子吗？”“他马乾死了才好呢！”马老汉狠狠地说。王老太怔了一下，生气地瞪一眼老伴，落寞地说：“天下做父母的，哪个不愿意自己女儿过得好呢？”

    “既然这样，二老不妨想一想，如果马乾结婚了还像以前那样，处处都为你们为弟弟妹妹考虑，他媳妇愿意吗？他的婚姻能继续吗？他的小家庭会幸福吗？你们好不容易给他娶了媳妇成了家，总不会希望他离婚吧？”我瞄了一眼两位老人，按照自己的思路说下去，“人总有一天要离开原生家庭，去过自己的小日子。恁们最初成家立业时，不也是这样的吗？年轻夫妻要先考虑自己的小日子，然后再去顾及父母和兄弟姐妹。儿子是亲生的，媳妇不是，儿子结婚了再听父母的，不和媳妇一条心，这日子就过不成。”

    也许我的话让两位老人若有所思吧，他们沉默了良久。最后，马老汉提高嗓门说：“反正，他马乾是我生养的，就得对我尽义务。”好像故意给自己打气一般。

    “好的。您放心，我会让马乾对您们尽赡养义务。”尽管我知道他们打官司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几个赡养费，但要打开心结，必须从赡养费着手。

    再与马乾电话联系的时候，他的语气由傲慢，升级为恼怒了：“他们不是起诉我了吗？你们来抓我坐牢得了，我在家等着。”

    实话说，马乾的话，真让我有点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尽管于一个法官而言，你要做到的，只能是居间裁判，而不该让情绪占了上风。我不满地说：“你也是一位大学生，又悬壶济世这么多年，即便不知道‘孝顺’二字怎么写的，也该尊重法律！法律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，该尽的义务不尽，就是违法。诉状和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通过邮寄方式已经送达给你了，三日后我们会到你们仁孝村巡回审判。如果你觉得无所谓，那就在家里等着好了。”要说的话说完，我马上挂断了电话，不给马乾留回话的机会。因为凭直觉，我相信马乾是一个要面子的人，他不会等到我们把这件赡养案件的庭审，开到家门口。

    果不其然，第二天刚上班，马乾就到了法庭。这是一个已经发福的小个子中年男人，光亮的脑门几乎和头顶连成了一片，油腻而又猥琐。一双狡黠的小眼睛不停地转动着，似乎在观察判断相对而坐的法官。从他的身上，我看不出王老太说的丝毫的“清秀”与“腼腆”。生活改变了一切，不仅改变了马乾的容颜，改变了他的性格，也改变了他与父母的血肉亲情。

    在听过马乾一番对父母的抱怨之后，我直接提出了他应该赡养父母的话题。“他们把钱都给老二了，我不同意拿赡养费！”果不其然，小个子男人一口回绝道，“存款给了女儿，卫生室给了老二，这赡养费，该谁拿谁拿。我们已经当父老乡亲的面立过协议，我对他们生不养死不葬，他们留下万款，我也不眼红！”

    我从人伦道德和法律规定入手，给他苦口婆心讲了两个多小时，他丝毫不为所动，坚决不拿一分钱。我就换个角度问他：“我去你们乡镇走访，大家都说你医术高明，夸你‘青出于蓝胜于蓝’呢，据说现在你那边的患者，比你父亲那边多得多。”

    听到我夸奖他的医术，这个小个子男人兴奋起来，小眼睛发亮，声音里也有掩盖不住的骄傲：“那是那是。他们不是经常举报我、怕我日子过得好吗？我老婆说了，我们就要挣囊赌气过给他们看。现在周围的村民们，都去我卫生室看病。咱不是吹牛，他们俩一个月挣不了3000，我一个月不下上万。”“上万元？我不信。一个小小的卫生室，哪能收入这么多？”我故作惊讶地问道。

    “张法官，你别不相信。现在到大医院看病，又是检查又是住院的，一个小感冒都得花上千元，所以一般的病，大家更愿意去诊所卫生室。加上现在农村生活好了，吃得多锻炼得少，得高血压冠心病心脏病的老年人特别多，有一大批患者每年会定期打吊水预防。”小个子男人饶有兴趣地掰着手指，给我算起了自己的收入账。

    “哦，一个乡村卫生室会收入这么高，真想不到啊！”我话锋一转，严肃地说：“人民法院认定赡养费的标准有三：当地的经济水平、被赡养人的实际需求、赡养人的经济能力。那么，你觉得按照法律规定，自己给父母多少赡养费合适呢？”

    正得意地打着自己小账盘的马乾猛地刹住了话，脸涨得通红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这……这……张法官，这可不是一码事。”“怎么不是一码事？赡养费多少也不是法官凭空说的，根据上面我说的三个标准，你自己计算吧！”我把张口结舌的小个子男人晾在一边，转向了另一起案件的当事人。

    终于，马乾自认于每月的26日，支付给父母赡养费500元，并对父母之后因病住院所产生的医疗费用，对按照农村合作医疗报销后的剩余部分，与其他三位弟弟和妹妹一起，平均负担。王老太、马老汉的其他子女，对马乾的提议完全同意，每人每月给父母赡养费500元。王老太和马老汉，也在调解协议上签了字。

    尽管老两口没有等到长子马乾的低头认错，但他同意拿赡养费了，无论多少，即便是一分钱，也证明了他承认自己还是马家的儿子，还对父母尽责任，至于死了葬不葬，那是以后的事了，他们目前不考虑。

    王老太、马老汉对四个子女提起的赡养纠纷一案，在调解书送达各方当事人后，似乎已经了结，但事情远远还没有结束。

    三个月后，王老太和马老汉互相搀扶着走进了法庭。原来，马乾并没有按照调解书确定的义务，按月给付赡养费。他们等了三个月，没有等到一分钱，就拿着调解书去马乾的卫生室要。马乾一把把调解书夺过去，揉成一团，扔在地上又踏上一脚，冷笑着说：“不是打官司吗？你们还来干什么？让法官过来找我要吧！”老两口气得大骂一顿后，又来法庭求助。

    我再次打通了马乾的电话，告诉他不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后果，不仅仅会启动强制执行程序，如果被作为老赖拉进了黑名单，还会影响子女以后的考学和就业。也许是我最后一句话让他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次日还没到上班时间，马乾就拿着厚厚一匝钱等候在法庭大门外。钞票破损很严重，而且面值不一，最大的20元，最小的1元。我责备他故意换取小面值的钞票来与父母进行对抗，马乾一副委屈的样子，指天发誓说是自己并无此心，这些钞票都是卫生室平时收来的。一张一张地查了好几遍，钱数倒是1500元，一分钱不少，我只好让书记员收下。在马乾离开法庭的时候，我让他记下了王老太的银行卡号，并严肃地告诉他以后要按月汇款500元，别再等法院强制执行。

    我们怕王老太和马老汉看到马乾送来的这些钱生气，就让书记员去银行换取了15张崭新的百元大钞。马老汉将钱领走后，吆喝着进了仁孝村：“这是马乾给我们的奶水钱！他马乾不是说对我们‘生不养死不葬’吗？法庭来了个包青天，替我们主持了公道！大家都来看看，这是马乾给我们的奶水钱！”

    马老汉吆喝着进了屋，他一屁股坐到沙发上，高举着那匝崭新的钞票，大睁着眼睛，停止了呼吸。

    马老汉死后，马乾果然履行了他“死不葬”的誓言。尽管亲朋好友一再相劝，他也没有去见老父亲最后一面，没有给他烧一张纸钱。据说，在马老汉出殡的那天，马乾嗑着瓜子，站在人群中看热闹，完全一副局外人的做派。

    马老汉殡后第三天，那个小个子男人风风火火地来到了法庭，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，满面春色地对我说：“张法官，老头子死了。是不是从这月起，我付给老婆子二百五就行了？”

    “二百五”这三个字，在当地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贬义词，是非常难听的一句骂人的话。马乾的话让我对他这个人，由反感，已经出离愤怒了。如果不是法官身份的约束，我觉得，我会骂人的，尽管我不会骂人。

    我控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冷冷地说：“调解书说的你每月付给王老太、马老汉500元，可没有说具体给谁多少。在你父亲去世之后，你凭什么只出二百五呢？”我知道，我这样的回答有点抠字眼钻牛角尖，但是，调解书上确实没有写明这每月的500元，分别给王老太多少给马老汉多少，那么，我对马乾作如上解释，似乎也说得过去。何况，在某些时候，就某些事，对某些人，是必须这样解释的。法律的设定和适用，更体现在保护弱者的原则上。

    我转身朝向另一位当事人，不再理会这个小个子男人。他很仔细的研究了一下调解书的内容，讪讪地走开了。此后，我再也没见过他。

    王老太倒是来了三次，她骑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，颤巍巍的，显得那么孤独和无助。第一次过来时，她看到我就放声大哭。她说，马老汉死了，是高兴死的，他纠结了半辈子，终于等到了马乾的低头。他死也没有遗憾了。

    王老太的话，却让我内疚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如果我没有以最快的时间审结这起赡养纠纷案，如果马老汉没有得到马乾的1500元赡养费，也许......特别是当一个同事和我开玩笑，说“人家打了几年的官司，虽然没有拿到赡养费，但却保住了命。你一过来给人家争来了钱，但却没法花了”的时候，我难过得掉下泪来。

    王老太第二次来法庭时，从贴身衣兜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来，她小心翼翼地打开一层又一层包裹着的棉布，原来是一只晶莹透亮的玉镯。王老太说，这是从她老祖母那里传下来的，为了感谢我帮她解决了困扰半生的家庭纠纷，一定要把玉镯送给我。我接过来仔细欣赏一番，然后帮她一层又一层包好，放到了王老太的手里，郑重地告诉她说：“传家宝应该传给自己的子女，不能送给外人。”王老太看我怎么也不收，千恩万谢地走了。

    过了半月光景，王老太又来法庭，给我带来了几根鲜嫩的黄瓜和十来个西红柿，说是自己在院里种的，摘下来送给我尝尝鲜。她拿起一个西红柿，用衣袖擦了擦递给我。我听话地接过去，咬了一大口，点着头说：“嗯，是很好吃，酸溜溜甜滋滋的。这些我全要了。”王老太高兴得像个孩子。

    王老太不再来法庭看我了，她已经快80岁了，身体出现了问题，无力再骑三轮车出门了。但她每隔一段时间，总会给我打个电话，她在电话中关心我的工作和生活，告诉我别太累，要吃饱穿暖。王老太慈爱地叮嘱着我，像在叮嘱不在自己身边的孩子。偶尔也会提及她的官司，王老太说：“那个没良心的给我往卡里打钱了，他还记得自己有个老娘。”听口气，比以前缓和多了，似乎那些钱对她来说，不是为了花费，而只是为了证明母与子的牵连，证明母与子的关系和感情。

    王老太最后一次打电话时，显得非常虚弱，她说自己病了，再也不能骑三轮车来法庭看我了。我安慰她说，会好起来的，等我有时间了，过去看看你。

    世事纷纭，人间多烦扰。井喷式的案件让我每天陀螺一样，没有半点停歇的机会。在处理各种各样的矛盾纠纷中，两年过去了。虽然期间多次想到王老太，想到自己当初说过的话，但一直有那么多的理由和借口，让我没有实现对一位耄耋老人的承诺。没想到，再次有人提及王老太，带给我的是这样一个消息。

    也许是讹传呢？带着这样的希冀，我拨通了那个熟悉的号码。

    “你好！你拨打的电话已经停机。”毫无感情色彩的声音，让我陷入巨大的自责和感伤之中。

    我不死心，从办案系统中查找到王老太二儿子马坤的电话，拨打过去，接电话的是一个年轻的女性：“请问，您找谁？”

    “是马坤的电话吗？”我惴惴不安地问道。“是的。您是哪位？我是马坤的妻子。”“我是法庭的法官，五年前办理了你公婆起诉子女的赡养纠纷案。我想问一下，你婆婆，王老太太，她老人家，还好吗？”

    一阵短时间的沉默之后，对方低沉地答道：“我婆婆去世两年了。我知道您是张法官。我们姊妹几个都很感激您，您帮俺父母了却了一桩心思。我婆婆病重期间，还闹着给您打电话。我们没敢让她打扰您。”

    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觉得自己被一排浪潮给淹没了。我怔怔地坐在那里，泪流满面。

    后来，从王老太的乡邻们那里得知，王老太在弥留之际，呼唤的还是“马乾”这个名字。但她到死都没能等到自己的长子到床头喊一句“娘”，她弟弟妹妹们哀求自己哥哥去见老母亲最后一面，被无情地拒绝了。当然，一直到王老太死，马乾都规规矩矩地每月往银行卡里汇入500元钱。在王老太出殡那天，他像当初对待老父亲一样，没有披麻戴孝送最后一程。

    王老太和马老汉走了，带着未了的心愿和遗憾，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他们和长子马乾之间的生死纠结，就此划上了句号。

    法律是公正严明的，执法者可以运用定纷争、判输赢，但法律人的无奈和悲哀在于，以法律之重，无法焐热凉薄的亲情、无法打开重重心结、无法抚平累累伤痕。